这两件事情，看上去是不相同的问题，其实质则是一样。

随着经济规模扩大，资源的有限性和环境容量的制约越来越严重，低端制造业的不可持续性将越来越明显。有些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状况还没有改变。

如果把这一切都归结于市场疲软，坐等复苏，那将犯历史性错误。经过对流程的再造，生产周期下降到了四天。此时，进行企业资源的有效整合，实施瘦身战略，卖掉那些不赚钱、且不具前景的业务板块，把企业资源集中于最有竞争力的业务，不仅是渡过困难时期的必要选择，而且是提高竞争力的战略举措。如果企业能选准某些比较成熟、有前景的产品或技术，例如新能源和环保，例如三网合一、地面高清电视、手机电视，例如电动汽车等，制定和实施技术追赶战略、加快产业化进程，一旦能有新的突破，就可能站上一个新高地，在产业升级和技术追赶上实现一次跨越。一些企业盲目多元化，背上了包袱。

重新审视企业的经营战略企业发展战略的基本内涵是培育核心竞争力以及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前30家大企业中的大宇、真露、汉拿、起亚等，都是由于过速扩张导致过度负债，最终成长致死的案例。比如说，2002年富豪索罗斯（George Soros）的收入是6亿美元，比平均收入为3万美元左右的普通工人高出两万倍，这种收入差别的确离谱。

由于生产技术与运输技术上的限制，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不太容易出现有规模的商业垄断，亿万富豪也不太可能出现。因此，证券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其普通家庭越能通过证券市场有效配置其财富组合。说到底，国家不能为了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企业也不能为了发展而发展，最终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改善社会大众的福利。在传统社会中，宗族既是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群体，又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互助共同体①：当一家因盖房而需要一大笔开支时，其他成员会借给他钱。

制烟机使制烟成本大降、产量大升，一夜间扭转了美国香烟供不应求的局面，仅一家公司就使生产容量大大过剩。当然，那时候根本不可能出现像刘永好的希望集团那样大规模的饲料企业，任何规模化的饲料生产、运输与销售都不可能。

此外，族群在当时也是极重要的创业融资证券市场。那时，铁路才刚刚起步，没有汽车和拖拉机，没有电话，甚至也没有电报，机械化生产也谈不上普及。从这种意义上讲，正因为每家饲料店规模很小、需要的创业资本不多，只要有创业的意愿和能力，多数人都有机会筹集到资金、进入企业家阶层。股市的发达程度除了反映在上市公司数量和规模之外，也最终会反映到普通家庭的金融资产投资组合上，也就是，股市越发达，每家参与股权投资的程度应该越高。

即使通过马或者驴可使运输距离增加，但由于没有现今宽阔的公路网，马车运输的货物规模和成本还是足以限制生产与市场规模的扩张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城市家庭平均有84.5%的金融资产投在银行存款，得到的是低风险但也是跟经济增长关系较小的低利息，因此人们能从产权升值中得到的好处极小。既然规模化企业是导致收入两极分化的部分原因，那么克服这种分化动力的方法便是把这些大企业的股份细化并以证券形式上市，让所有大众都可自由买卖这些细分后的公司股份。表1–1给出了这些国家普通家庭的金融投资组合情况，从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证券市场发展对一般老百姓的经济福利的意义。

因此，没有必要靠金融创新、靠大众证券市场来调节收入的不平等，股权证券化的必要性不大。这里的关键是：如何弥补众多家庭因规模化生产与规模化销售而失去的一般性创业机会（中等收入机会）呢？证券化与证券市场的作用我们看到，今天的贫富差距并非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至少部分是由现代科技所致。

按照该指数，2001年美国与中国都为41，也就是说，最高与最低收入群之间的差距在两国类似。发达的股市把众多公司的股权变为人人都可持有的东西。

比如，在1881年美国南部的北卡罗来纳州，一个名叫杜克（James Duke）的人发明了制造香烟的机器，当时人工卷烟最多一天一人能卷2 000支，但杜克的机器一天能卷13万支。说到底，国家不能为了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企业也不能为了发展而发展，最终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改善社会大众的福利。即使通过马或者驴可使运输距离增加，但由于没有现今宽阔的公路网，马车运输的货物规模和成本还是足以限制生产与市场规模的扩张。而当一家出现天灾人祸时，其他成员也会尽量向其提供救济。在传统社会中，宗族既是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群体，又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互助共同体①：当一家因盖房而需要一大笔开支时，其他成员会借给他钱。一般而言，一国的证券市场发展会直接决定其老百姓参与股权投资的程度。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各村和各镇基本上是相互分隔的局部市场，人工运货的距离可长达二三十公里，但更远则体力上难以支撑。表1–1 普通家庭的金融资产投资组合分布—金融创新最终反映在老百姓的福利上银行存款股票投资债券投资保险投资退休金意大利35.7%11.3%37.8%10.3%4.1%中国84.5%7.7% 5.8% 1.7%日本52.1% 15.5% 5.2% 20.1%7.1%德国37.0%16.9%17.0% 22.5%（保险加退休金）英国21.5% 19.9% 9.2% 49.4%（保险加退休金）美国23.6% 34.6% 5.2% 28% 36.2%金融创新使社会共同富裕关于股市、债市、基金等证券市场的讨论侧重点以往都放在如何帮助企业融资这一角度上。

第二，美国多数人属于中产阶级（我们注意到，基尼指数只反映收入分布图的两端的情况，并不能反映中产阶级的收入水平）。第一，不管张三、李四的家庭背景如何，在美国他们照样有同等的发财致富机会。

这样一来，规模生产与规模销售就改变了人们可行的创业空间，许多勉勉强强的小规模创业机会不复存在。这或许能解释为何虽然美国的贫富两极分化远比日本与德国严重，但美国并没因此比日本、德国出现更多的社会动荡。

那么，我们如何通过相应的金融创新来缓和贫富悬殊日渐加剧的压力呢？证券市场在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理想中的作用又是什么呢？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再看看美国。张三如果想创业，最可靠的融资对象可能是本家族内的成员。结果，收入差距难免越来越大。虽然起初的成长得益于现代养殖技术与运输技术，但真正让刘家兄弟腾飞的还是在猪饲料生产、运输与销售上。

在中国，投入股权的资金平均占城市家庭金融资产的7.7%，在意大利为11.3%，日本为15.5%，德国为16.9%，美国为34.6%。日本和德国的股市发展为中等，而美国与英国的证券市场则发展得最完善。

显然，美国家庭的股市投资参与程度最高，其中产阶层规模最大。说到这里，我们不妨要问：如果不是机械化的生产技术、不是汽车等运输工具、不是电话等通讯手段，那么这种规模性生产与销售怎么可能？难以想象在晚清的通讯与交通环境下，一个公司能协调管理遍及各地的100多家饲料加工厂，更不用说协调管理好其更大的销售网。

进入 陈志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证券市场 共同富裕 。1988年刘氏兄弟开始转向猪饲料市场，推出希望牌1号产品，到1990年3月，其月产量达4 500吨，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饲料厂。

这样一来，尽管工薪阶层不直接经营企业，但他们也能以股东身份分享创业与企业增长的好处（这里的前提假设当然是股市能正常运行）。延续前文的思路，我们进一步发现证券市场的发展、金融创新的开拓实际上对消费者、对老百姓同等重要。在这种境况下，千千万万家庭自然会对自己的经济状况心满意足。那时，铁路才刚刚起步，没有汽车和拖拉机，没有电话，甚至也没有电报，机械化生产也谈不上普及。

由于生产技术与运输技术上的限制，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不太容易出现有规模的商业垄断，亿万富豪也不太可能出现。制烟机使制烟成本大降、产量大升，一夜间扭转了美国香烟供不应求的局面，仅一家公司就使生产容量大大过剩。

因此，证券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其普通家庭越能通过证券市场有效配置其财富组合。2000年底，刘永好等股东创办的中国民生银行也挂牌上市。

刘永好的经历是值得我们所有中国人骄傲的经典致富故事，也应是我们创业致富的榜样。这些技术变革或者说现代化因素使商业垄断的形成变得更为可行，也必然带来企业组织形式的变迁。